冯建辉：遵义会议研究述评
冯建辉：遵义会议研究述评
近年来，由于1935年陈云同志传达遵义会议情况提纲手稿等重要历史文献的发现与公布，以及当年一些会议参加者所写“回忆录”的发表，为进一步了解遵义会议提供了许多新的史料。在此基础上，党史工作者对遵义会议及有关总是的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提出了不少新的看法。年初在贵州召开的纪念遵义会议学术讨论会，交流了这些研究成果，启发人们进一步思考新的研究课题。
（一）
对遵义会议及有关总是的研究的新成果，除已为人们熟知的关于开会时间和关于组织问题的决定两项外，仅就笔者见闻，分八个问题概述如下：
1、关于长征是怎样开始的问题
过去通常讲长征开始是党中央和红军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仓促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现在看来，这样说不准确。十来万人不可能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一齐出动。事实上，党中央是有关年左右时间作了准备的，而广大指战员确是没有精神准备的。
陈云同志于1935年秋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载：“此次红军抛弃数年经营之闽赣区域而走入四川，显系有计划之行动。……以我之目光观之，则红军确已进行了充分准备。”接着作者叙述了从5月开始扩军，8月兵工厂、被服厂日夜准备等情况。
伍修权同志在《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回忆遵义会议的前前后后》一文中讲：“一九三四年春，李德就曾同博古谈话说，要准备作一次战略大转移，……到湘鄂西去，同二、六军团会合，在那里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大约在长征开始的半年前，就进行了各项准备工作。”接着作者叙述了6、7月间派出红七军团与红十军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8月命令红六军团转移湘鄂西等军事行动，指出这“都是为了配合红一方面军主力的大转移”。
程子华同志回忆，1934年4、5月，中央就着手战略转移了。5月，周恩来同志派他到一个部队去工作时，告诉他准备离开中央苏区。
2、关于通道转兵问题
过去的习惯说法是，红军突破第四道封锁线后到通道，党中央在那里召开会议，毛泽东同志提出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师，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会议经过争论，接受了毛泽东同志的主张，红军改向贵州前进，即所谓“通道转兵”。
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单位的同志通过调查研究，觉得上述说法缺乏根据。他们认为，中央在通道境内开过会，但并没有“转兵”。红军经过通道以后，进军路线有所变化，但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基本目标并未放弃。1934年12月14日，红军进入贵州境内，中央仍发出致贺龙、任弼时、肖克、王震的“火急”电，命令他们“以发展湘西北苏区并配合西方军（即中央红军）行动之目的，主力仍应继续向沅江上流行动”。15日占黎平后，军委命令各军团继续突破敌固守清水江和沅江的第二道防线，仍然计划渡过清水江北上湘西，这个计划一直到17日未变。
17日中央到黎平，18日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接受了毛泽东同志主张，决定不与二、六军团会合，转向黔北。黎平会议决议指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决定“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是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
3、遵义会议后两次组织变动情况
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的领导，然而这一新的领导不是在遵义会议上，而是在遵义会议后经历了两次中央组织变动的过程才确立的。
第一次，鸡鸣三省，博古交权。遵义会议后，红军西渡赤水（一渡赤水），2月5日到达云南、贵州、四川三省交界处名曰鸡鸣三省的地方，博古才交出领导权。伍修权同志1985年1月14日在纪念遵义会议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答学者问时，详细讲了这段历史情况。他说，到鸡鸣三省这个地方，张闻天同志首先提出要改变博古同志的领导职务，认为博古不能再当党中央总负责人了。毛泽东同志听到张闻天同志的意见后找周恩来同志商量，周恩来也表示赞同张闻天的意见，并提议由毛泽东同志来接替博古的领导职务。毛泽东表示不行，还是要张闻天负总责，说应该帮助张闻天。就这么商量商量定来来了，也没有经过什么会议。周恩来同志在1972年6月10日一次讲话中也讲到：“从土城战斗渡了赤水河。我们赶快转到三省交界即四川、贵州、云南交界地方，有个庄子名字很特别，叫‘鸡鸣三省’，鸡一叫三省都听到。就在那个地方，洛甫才做了书记，换下了博古”。
第二次，再占遵义后成立三人军事指挥小组。1935年3月，红军二渡赤水再占遵义后，要不要向西南打打鼓新场的敌人？当时发生了争论。很多人要打，毛泽东同志主张不打。大家否定了毛泽东的意见。从当时敌我力量对比看，打打鼓新场的敌人是完全有胜利把握的。但是距此地区不远处三面有敌人重兵，我们打胜了也占不住，反而丧失了“走”的时间。毛泽东同志当晚打着灯笼去找周恩来同志，讲不能打的道理。周恩来同意了毛泽东的主张。第二天开会，说服了大家，没有打打鼓新场。这一事实说明，在当时紧急的战争环境中，党中央在军事上作出正确的适时决断，对全局是至关重要的。
当时领导上还存在个问题，过去博古当权，独断专行。张闻天同志负总责后，什么事情都要找许多人在一起开会，形成许多人“集体指挥”（《遵义会议文献》第69页），毛泽东同志说这样不行，还是要成立个几个小组。张闻天觉得自己军事上“外行”，表示“很赞成”。于是成立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军事指导小组，全权指挥军事。上述情况，张闻天同志在1943年12月16日写的延安整风笔记和周恩来同志1972年5月10日的一次讲话中均有涉及。
4、对遵义会议会议以后确定张闻天同志负总责一事怎么看
过去讲到张闻天同志与遵义会议的关系时有一种说法：一是单纯强调张闻天是在长征路上得到毛泽东同志的教育帮助才转变的；二是张闻天作党中央总负责人似乎是出于人为的策略性的安排。现在提出新的看法是：张闻天同志在遵义会议后成为党中央的总负责人，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不是什么人为的策略性的安排。张闻天同志能够有那样大的思想转变并且在遵义会议上起到重要作用，不光是毛泽东同志帮助的结果，也是张闻天同志自身思想发展的结果。
张闻天文集编辑组等单位的同志指出，张闻天同志是六届四中全会回国的（过去说张参加了四中全会不确）。从张闻天回国后到长征前发表的一百五十多篇文章看，他和博古是不一样的，主流虽“左”，但也有不少反“左”的意见，如1932年发表的《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和《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等文章，指出“左”的关门主义是革命文艺运动的“最大障碍”，尖锐地批评了“党八股”。1932年进入中央苏区以后，张闻天同志比较注意接触实际，在一系列问题上与中央主要负责人博古发生了分歧。如：他赞成富农分坏田，但反对给新富农分坏田和侵犯中农；他赞成肃反，但反对乱抓乱杀；在经济政策上，他一方面反对资本主义经济，但又认为资本主义也可以利用等等。特别是在对待福建事变问题上，张闻天同志反对博古对待中间势力的过左政策。
正因为如此，在长征出发前，张闻天同志就开始了和毛泽东同志的合作，逐渐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有张闻天、王稼祥参加的反对李德、博古错误领导的所谓“中央队三人集团”。长征路上，张闻天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和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有力地支持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在遵义会议上，博古作报告为“左”倾错误辩护，张闻天作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的“反报告”，与毛泽东同志作了很好的配合，从而促使遵义会议圆满成功。遵义会议确定张闻天起草“决议”不是偶然的，“决议”能够系统地对“左”倾军事路线进行有力的批判，体现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军事思想，也决不只是客观的记录，而是包括了张闻天自己的认识和理解。
上述一系列事实表明，在我党开始纠正“左”倾错误的转折时期，象张闻天同志这样一位从“左”倾错误中迅速分化出来并且和“左”倾错误作了积极斗争的中央领导人，被确定为党中央的总负责人，是历史发展的合理结果。
5、关于遵义会议有无“记录”问题
长期以来有一种说法，认为在紧张的战争环境下，遵义会议根本没有记录。参加遵义会议学术讨论会的许多同志认为，这不是充足理由，还不能肯定遵义会议没有“记录”，只能说“尚未发现”。军事博物馆和张闻天文集编辑组等单位的同志提供了如下线：（1）杨尚昆同志在接待军事博物馆的同志访问时说到，建国初期他曾到遵义会议纪念馆，有关人员提出邓小平同志是否参加了会议的问题，他当时不记得了。回北京后，曾问过周恩来同志，周恩来说邓小平同志参加了，他还作记录嘛。（2）南昌起义参加者黄霖，后来到延安曾负责整理保管文件，他说亲眼见过周恩来同志在遵义会议上的报告记录。（3）李卓然同志讲，他见到遵义会议上有两个人作了记录。
6、关于邓小平同志参加遵义会议的身分问题。
过去说，邓小平同志是以《红星报》主编身分列席遵义会议，会上被选为党中央秘书长。现在经过有关部门对历史档案和有关人员的多方查证，确认邓小平同志在遵义会议以前就是党中央秘书长，他是以党中央秘书长身分参加遵义会议的。
长征开始时，党中央秘书长是邓颖超同志。由于她身体不好（患肺结核病），1934年底党中央秘书长一职由邓小平同志担任。在遵义会议开过不久，又由刘英同志（张闻天夫人）担任了这个职务。邓小平同志随后到一军团当宣传部长。
7、关于四渡赤水战役问题
四渡赤水是遵义会议以后，红军在战略转移中由被动变主动的关键性战役。在我军只有三万多人而敌军有一百六十八个团、四十余万人，力量对比悬殊的条件下，我军从1月下旬到5月上旬三个多月中，往返四次渡过赤水河，进行了大小四十多次战役战斗，歼敌一万八千多人，然后巧渡金沙江，胜利地摆脱了敌军的围追堵截，充分显示了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指挥才能。
然而过去的四渡赤水战役的讲述和研究中，由于不适当地用文学性的形容语言代替历史分析，存在着不够科学之处。如说四渡赤水“用兵如神”，认为三渡赤水就是为了四渡赤水，好象一切都是为了调动敌人而事先安排好的。针对上述问题，有些同志指出，四渡赤水中也有些战役战斗失误，一渡赤水本来是要北渡长江进入四川，遭到敌人堵截过不去了才二渡赤水。再如四渡赤水与调出滇军、威逼贵阳的关系问题，从时间上看，四渡赤水是1935年3月21日至22日，而蒋介石是1935年3月24日才由重庆到贵阳的，因此，毛泽东同志关于威逼贵阳的决策只能产生于四渡赤水之后，而不可能预测到蒋介石何时必然来到贵阳。
不少研究者指出，毛泽东同志指挥四渡赤水战役的高明之处，并不在于“事先的庙堂算定”、“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而在于作战过程中根据战场形势的不断变化，临机处置，灵活用兵。在四渡赤水战役的进行中，具体选择的落脚点有所变化，但总的作战原则是为了完成战略转移。因此，作战基本方针是运动战。毛泽东同志在指挥四渡赤水作战中，特别辩证地处理了“打”与“走”的关系。在通常情况下，“走”是为了“打”。而在四渡赤水之战中，则“走”是主要的，“打”服从于和服务于“走”，“打”是为了“走”。
8、“北上抗日”作为行动口号是何时确定的
过去有些说法，如：长征就是为了北上抗日；长征路上和张国焘的分歧是南下逃跑还是北上抗日等，看来是不准确的。在遵义会议学术讨论会上，有些同志对这个问题提出如下四点认识：（1）长征以前我党中央虽然提出“北上抗日”，但由于主客观条件限制，只是作为一般的政治口号，长征开始并没有把“北上抗日”作为行动口号；（2）遵义会议上也没有提到“北上抗日”问题；（3）后来与张国焘的“北上”与“南下”之争，双方也还都是考虑如何保存革命力量，找个适合的落脚点。在这个问题上，党中央的主张是积极的，正确的，张国焘的主张是右倾逃跑。但直到俄界会议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以前，中央也还没有明确北上是为了走上抗日前线；（4）“北上抗日”的政治口号在长征中我们并未放弃，但作为行动口号是何时确定的，怎样确定的，有待进一步查证、研究。
（二）
纵观近年来遵义会议的研究情况，如果把遵义会议的史料发掘和细节的考释称为“微观”方面的研究，把遵义会议历史经验的总结称为“宏观”方面的研究，那么我认为，如何处理好这两方面的关系，是遵义会议研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总的感觉是微观方面研究下的功夫多，成果甚丰。相比之下，宏观方面的研究似嫌不够。
史料工作很重要，占有一定的史料是认识和研究历史的基础。然而史料工作与历史细节的研究要紧紧围绕加深对遵义会议伟大意义的认识和历史经验的总结这一中心。与这一中心有关系的史料和细节，要舍得花力量去研究；而与这一中心关系不大的史料和细节，则不一定要穷追不已。如鸡鸣三省究意是那个居民点这样的问题，能够搞清楚当然好，一时不清也无关大局。我甚至认为，对有些事物，在没有条件搞清楚以前，宁肯存疑，或让它们以模糊形式存在，可能比没有把握的明确表述更好些。
遵义会议的研究重点应该放在宏观方面。随着时代的前进，人们对历史上伟大事件的认识可以而且应该逐步深化，应该更加冷静、客观、科学。人们对于历史经验的汲取，也会随着时代要求的没而有所侧重。
近年来在党中央的介导下，党史工作者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从宏观方面研究遵义会议，提出了一些很好的见解。如我们党为什么能够胜利地实现遵义会议的伟大转变？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既不象李德污蔑的那样，是什么“宗派主义的产物”；也不象某些人宣传的那样，仅仅由于领袖个人的“高明”。从根本上讲，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伟大胜利。正如刘少奇同志在八大政治报告中指出的：“党在1935年的转变，基本上就是党的高级干部的多数从失败中找到了经验，提高觉悟的结果”。作为我们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主要代表的毛泽东同志，成为全党的实际领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我们党逐渐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又如在遵义会议处理常内矛盾的问题上，有些论者针对过去片面宣传“策略”、“机智”、“斗争艺术”的倾向，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分析了毛泽东同志以及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和博古等同志在遵义会议前后的再现，指出这一批老革命家，尽管有的坚持正确主张而受打击，有的不同程度地执行过“左”倾错误路线或对“左”倾错误的认识经历了较长的过程，但是他们都能本着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以革命大乙为重，处处出以公心。笔者认为，这正是遵义会议处理党内矛盾取得成功的根本条件所在，也是我们党得以产生“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正确方针的基础。无视这个根据条件和基础去搞“党内斗争”，必然自觉或不自觉地导致“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从宏观方面研究遵义会议仅仅是有了一个良好开端，我觉得在这方面还有许多工作，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努力。如毛泽东同志在遵义会议时认识状况是怎样的，就需要作更准确的具体的分析。这个总是涉及毛泽东对“左”倾错误的整个认识过程，前几年虽然有所讨论，但未能很好地展开。毛泽东同志的认识过程搞清楚了，对遵义会议时的认识状况才能作出准确的估计，从而对许多总是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判断。
再如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张闻天乃至博古等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他们在遵义会议前后认识的发展变化过程又是怎样的呢？这里有两个认识问题需要提出来研究。一是我们不应该回避有些老革命家与“左”倾错误的关系。毛泽东同志不是神，同样其他的老革命家也不是神。他们都是伟大的人，同时又都是普通的人，人年有的一切他们也都具有。由于历史条件、认识条件、思想水平等多方面的原因，在几十年的革命征途中出现这样那样的失误，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二是原封不动地搬出这些老革命家在一家历史条件下自我批语的话，作为认识他们当时状况的主要根据，这也不行。老革命家们的自我批语当然是以实事求是为基础的，但也包含严于律己的万分。退一步说，即使他们的自我批语百分之百的科学准确，那也只是讲的问题一面，并不能反映他们的全面情况。我想，我们只有把一批老革命家的思想发展过程搞清楚了，才能从多角度全面地反映我们党这一伟大转变的历史。
还有，遵义会议是个伟大的历史转变，然而这一历史性却不是一下子完成的，它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其间，存在着军事上、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复杂矛盾和斗争。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根据形势变化不断调整部署，正确处理各种矛盾，调动全党同志的积极性，团结战斗，胜利完成了万里长征的伟大战略转移。认真研究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在完成这一历史性转变中创造的丰富经验，正是毛泽东思想的生动学习，并对我们今天实现新的历史性转变有着重要指导意义。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